京城骑行圈第一案二次庭审：互助义务和是否有组织者是焦点

很可能是北京骑行圈已经公开的第一案。骑行活动中一人发生摔车事故身亡，家属把北京市自协和同行车友告上法庭。该案件的判决结果将对骑行圈产生深远影响。

特别要求：文中当事人全部用化名或网名，请大家不要人肉搜索或对号入座。把注意力放在案件本身上，不要去打扰当事人。

被告方的代理律师为：北京义贤律师事务所韩世春律师。

2016年11月03日第一次庭审， 双方已经递交了诉状、答辩状以及相关证据。2016年11月17日下午14点，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第二次庭审。

二次庭审一开始，原告律师递交了补充材料，包括A哥与亲属之间的关系证明(户口本)。然后原告律师陈述了2项诉讼请求：

(1)判令被告因A哥死亡赔偿原告医疗费1452元、丧葬费42516元，被扶养人生活费366420元、死亡赔偿金1057180元，共计1467568元。

(2)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

被告代理律师北京义贤律师事务所韩世春则认为被告未对A哥构成侵权，申请法院驳回。

原告律师提交了补充证据，是微信群2015年9月6日至12日期间的部分聊天记录，通过记录证明：

(1)T哥是活动组织者；

(2)W哥参与了活动；

(3)反驳上次提到的“M队长不知情”的说法。

补充证据中还包括了相关的医疗票据、急救车收据等，被告律师对此并无异议，但对微信群聊记录提出了质疑:聊天记录只是“部分的”、“有选择的”、“未包含A哥发言的”，被告律师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、客观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。

被告律师还认为活动不存在组织者，只是爱好者在微信群里动议，并由其他人自愿参加。

原告律师随即向法官提供了手机上的原始记录，并由法庭书记员手持手机给被告律师观看。

随后，主审法官开始了法庭调查环节。调查主要集中在以下内容上：

——A哥出发前身体是否健康？

——对交通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有异议？

——A哥当天是什么装扮？什么装备？骑什么车？是否戴头盔？眼镜？手套？

——A哥是否参加了其他骑行组织？

——家属是如何知道A哥发生事故的？

——被告与A哥是如何认识的？

——当天参加活动的一共有多少人？

——7名被告是否全部参与了当天的活动？

——事发当天的天气状况是否正常？

——路线情况如何？是否是成熟路线？

——当天的活动最早是由谁以什么方式提出的?是否有书面公告？

——是否约定了休息时间？午饭时间？

——是否定时查看人数？是否点名?离队是否需要向谁汇报？

——A哥是否喝酒？喝了多少？和谁一起喝？有谁目击A哥喝酒？是否劝酒？

——酒是谁提供的？酒钱谁付？肉串和水果是由谁提供的？钱谁付？

——A哥喝完酒后是否有过身体不适？

——骑行过程中距离有多大？是否能互相看见？速度多少？

——A哥为什么停下来？是谁第一个发现A哥路边接打手机？是谁最先返回出事地点？

——被告是如何知道A哥发生事故的？

——被告是否采取了救护措施？A哥被送到哪家医院？哪些人陪同前往？

——发布消息的微信群是否是车队的专用群？群主是不是被告？车队是否还有其他微信群？

——该活动是否是北京市自行车运动协会组织的活动？

——车队队长是否参加了该次活动？

——骑行距离有多远？

——该AA活动的具体理解是什么?是各付各的，还是大家均摊？(尤其是买酒的钱)

对于上述问题，被告的回复与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内容一致，但原告律师认为未如实陈述。理由如下：

——T哥明显是组织者，因为在微信群里发了活动通知，并@了许多人，包括A哥

——通知中对路线、集合地点、休息时间、午餐地点都有安排

——啤酒是提前安排好的

——打110、120、999的不是7位被告

——被告与A哥并非不认识，部分被告的亲属还去过原告家里

——A哥和被告所在的车队每周都有活动

被告反驳：

——啤酒是当地村民摆摊售卖的，并非事先安排好

——被告拔打了120、999电话，但庭审现场未提交通话纪录，需下次补充证据

在调查阶段，对于另一名被告北京市自行车运动协会，原告的理由是：

(1)协会未尽到对A哥的指导和培训义务；

(2)协会未对本次活动尽到督导和监管义务；

北京市自行车运动协会表示：

——每年协会都会组织会员培训自行车知识，会员自愿参加

——该活动与协会毫无关系，并非协会组织的活动，无法监管和督导

——协会只是个民间团体，对会员无强制权利，无法强制管理

在法庭调查结束后，法官先要求原告陈述了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和依据，接着开始了辩论。

原告率先发表陈述：

(1)协会未尽到安全监管的义务；

(2)午饭时，协会未尽到安全防护的义务，未禁止喝酒；

(3)被告个人未尽到安全义务，T哥作为组织者，在A哥喝酒超过4瓶的情况下仍然未阻止；

(4)路线选择有问题，过路的救护车上也有一名其他骑行队伍的重伤员，说明该路线很危险，T哥不应该选择这条路；

(5)这是一次计划好的、有组织的活动；

(6)A哥出事后，被告在20分钟后才返回事发地点，错过了救助时机，且未拔打急救电话；

原告律师随即陈词：“原告提起诉讼，是要警醒被告，警示社会。协会应培训、了解和监管下属队伍，被告也应尽到各自的责任和义务，在骑行中互助。因此提出赔偿主张，警醒被告。”

被告律师韩世春认为：

(1)原告主张的是侵权，但侵权所需要的四个要件都不具备：有侵权行为、有侵权结果、侵权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、侵权人有主观故意。这四个要件都不具备，不存在侵权的说法；

(2)原告在陈述中始终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，就是：死亡原因。根据交通队的事故认定书，死亡原因是A哥个人原因。其他被告实施了救助并配合了调查，并且参与了周祭、百日祭、年祭，还多次陪同原告到事发地点进行事故模拟。因此，A哥死因与被告无关联性，被告也无主观故意。因此，侵权不成立，何来侵权责任？

(3)A哥本人是职业医生，安全意识应高于任何一名被告；

(4)A哥酒量大，且在午餐地点睡至下午4点后才出发， 事故发生与喝酒无关联关系；并且被告也未劝酒；事发前，A哥能清醒地接打电话，并示意其他人先走。至于A哥是否是被机动车撞倒则不得而知；

(5)原告提到的互助义务缺乏法律依据；

(6)7名被告因在午饭地点等待A哥睡醒再返程而成为被告，并被推断为有安全义务，这是典型的谁等人谁倒霉，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。如果上千万骑行爱好者都需要对其他人承担安全义务，这是对法律价值的践踏；

(7)被告未对A哥侵权，并且事发后未抛弃A哥，积极配合民警，拦截救护车并有施救行为，主观上也是希望A哥好；

(8)原告是在找不到责任人的情况下才把同行的7人列为被告，法庭要打击这种行为。

北京市自行车运动协会则表示，自己被列为被告纯属无厘头，此事并非协会的活动，协会也完全不知情，成年人应该自己对自己负责。如果仅仅因为A哥是协会的注册会员就要求协会承担责任，那么假设会员骑车上厕所摔伤是不是也要追究协会的责任？

原告律师辩称：“A哥是在被告组织的活动中死亡，被告就要承担责任。如果被告有侵权的故意，那就不是民事纠纷，而是刑事了。”

被告律师韩世春：“任何主张都要有法律依据，法律上未定义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，原告的主张无法律依据。”

最后，双方律师均坚持原诉讼请求。

庭审结束。

说明：上述庭审记录看上去有些杂乱，不好理解，甚至有重复或秩序颠倒。为保证纪录的真实性，小编未对内容进行主观加工。

编辑：Anso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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